1989年5月15日至18日，苏共中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应时任国家主席的邀请，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

　　中苏举行高级会晤是内外关注、牵动各方的大事，在接待礼仪方面如何安排，也是一个敏感的政治问题。指示，在接待戈尔巴乔夫来访的礼仪安排上要适度，见面时只握手，不拥抱。他还特意叮嘱说，此点在同苏方谈具体礼宾安排时向他们打个招呼。

　　大家知道，苏联人见面时有拥抱、贴面的习俗。1926年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20世纪五六十年代多次去过苏联，可能他也有这方面的亲身体验，所以提出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当然，这里说的见面不拥抱，不只是外交礼仪问题，更主要的恐怕是考虑到当时的国际背景，明确中苏两国关系的性质，界定未来相互关系的方向。

　　戈尔巴乔夫在北京会见了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和国务院总理，而访问的压轴戏是同国家军委主席的会晤。正是这个会晤，被称为“中苏高级会晤”。

　　1989年5月16日上午10点钟，戈尔巴乔夫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受到了的接见，两国领导人时隔20多年终于再度握手。

　　5月16日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举行了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会晤之前，对我们陪同人员说，三年多前，他请罗马尼亚领导人给戈尔巴乔夫带口信以来，国内外的一般事情不怎么过问了，就想着今天怎么样跟他谈。

　　会晤在轻松的气氛中开始。问戈尔巴乔夫是否记得三年前他通过罗马尼亚总统转达的口信，即建议若能够消除“三大障碍”，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愿意与他会面。

　　戈尔巴乔夫回答说：“应当认为，传递口信的做法促进了他们在这方面的思考。”他还不无风趣地说道：“您提出‘三个障碍’，所以要三年时间，每个障碍的解决需要一年时间。”

　　表示，中国人民真诚地希望中苏关系能获得改善，建议利用这个机会正式公开宣布两国关系从此实现正常化。此时，双方相互握手祝贺。

　　1989年5月16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原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

　　接着，谈了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理解问题。他说：“关于意识形态的那些争论经过20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讲的都是空话。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必须通过你自己的条件建设社会主义，一个固定的模式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那些争论，我们也不相信自身是全对的。”

　　戈尔巴乔夫说：“我的年龄比您小，不想对此加以评论，而是指望您来做出评价，我同意您的基本想法，20年没有白过，我们弄清了许多问题。”

　　强调：“这次会见的目的是八个字——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结束一下过去，就可以不谈过去了，重点放在未来的事情上。但是，过去的事完全不讲恐怕也不好，总得有个交代。但不要求你方回答，也不要辩论，可以各讲各的。这样有助于我们在更加扎实的基础上前进。”

　　随后，从两个方面回顾了历史：一是历史上中国遭受列强欺压的情况，指出给中国造成损害最大的是日本，从中国得利最多的是沙俄和一定时期的苏联；二是近几十年对中国最大的威胁从何而来，50年代威胁来自美国，60年代以后是苏联。

　　总结了中苏关系的历史后，指出：“主要是苏联把中国摆错了位置，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虽然如此，我们从来记得，斯大林时期让我们搞了一个工业基础。”

　　还特意强调说，他讲这么长，目的是使苏联们理解我们是怎样认识这个“过去”的，脑子里装的是啥东西。历史账讲了，这样一些问题一风吹，这也是这次会晤取得的一个成果，从此过去就结束了。

　　戈尔巴乔夫表示：“我们政治局全体都赞同您那句著名的话（指对苏外长讲的“结束过去，开辟未来”）。关于俄国、苏联与中国关系是如何形成的，有些东西苏方有自己的看法和评价，但在不太久远的过去，在苏中关系的有些方面，苏联也有一定的过错和责任。至于涉及遥远的过去，那已经是历史，在许多地方已发生很大的变化。历史是无法改写和重写的。如果我们坚持在过去的基础上恢复以往的边界，哪些人民在哪些领土上居住，那么我们将重新划分全世界，将会引发世界战争。”他赞同过去的问题就讲到此为止。

　　所谓开辟未来，是指两国关系正常化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间关系，应该遵循哪些基本准则。深刻总结了国际共运的历史教训，强调无论是结盟，还是对抗，都是不成功的，中苏关系还是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在发展交往方面，要多做实事，少说空话。

　　戈尔巴乔夫强调，我们的出发点是苏中关系正常化，不针对第三国，不损害第三国的利益。苏中加深相互谅解和信任，将使两国能够集中精力，在有可靠保障的稳定、和平条件下解决自己的问题。

　　高级会晤结束时，双方发表了联合公报，正式确认两国领导人一致确定的两国关系准则。双方声明，中苏两国任何一方，都不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以及世界别的地方谋求任何形式的霸权；认为，在国际关系中，应当摒弃任何国家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在任何地方谋求任何形式的霸权的企图和行动。中苏将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普遍原则基础上发展相互关系。双方在某些问题上的分歧不应妨碍两国关系的发展。

　　40年的风风雨雨使我们双方都蒙受了沉重损失，也都从曲折发展的历史中汲取了深刻教训。无论是结盟还是对抗，都是不成功的，中苏、中俄关系还是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结伴而不结盟。这样，两国之间就建立起了不同于20世纪50年代的那种结盟关系，更不同于六七十年代的那种对峙关系，而是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相互睦邻友好的正常国家关系。

　　中苏关系正常化后不久，东欧剧变，两极格局崩塌，国际形势和两国国内情况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指示，不管苏联怎么变化，我们都要从容地同它发展关系，包括政治关系，不搞意识形态争论。这个方针十分重要，总结了历史上的经验教训。

　　在双方一起努力下，中苏高级会晤确定的两国关系根本原则不仅经受住了考验，而且成为建立新型中俄关系的基石。

　　1991年12月25日下午，以外经贸部长为团长、我为副团长的中国政府代表团抵达莫斯科，下榻在我国驻苏联大使馆招待所。当晚，戈尔巴乔夫就在电视上宣布停止履行苏联总统职务，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终解体。

　　1991年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苏联解体。老百姓通过电视在家中见证了这一切。

　　12月27日，团长会见俄罗斯主管经贸的副总理绍欣，转达我国领导人的口信，通报了中国政府决定承认俄罗斯联邦政府，支持俄接替苏联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席位。俄方反应积极，当即安排外长宴请，并进行副外长对口会谈。

　　俄方出面的是新任副外长库纳泽，原是一位研究国际问题的学者。他感谢中国政府的外交承认及对俄罗斯接替苏联在联合国安理会席位的支持，并表示赞同中方对处理两国关系的原则设想。

　　肯定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两国关系的基础，确认过去两个《中苏联合公报》规定的各项根本原则为中俄关系的指导原则；

　　中国政府支持俄罗斯联邦接替苏联在联合国，包括安理会以及其他国际组织中的席位；

　　双方肯定两国边界谈判中取得的积极成果，并将尽快履行中苏边界东段协定的批准手续。

　　会谈进行顺利，通过了中方提出的草案。最后，在纪要签字的问题上出了点小意外。我说：“我是中国政府特使，代表中方签字。”库纳泽说，他没有正真获得授权，不能作为俄罗斯联邦政府代表签字。我说：“那我们就代表双方外交部签字。”库纳泽也不同意。最后，决定双方向领导报告请示。

　　12月28日下午，俄方告诉我们，库纳泽能代表政府签字。12月29日，双方在俄外交部正式签署两国政府代表团《会谈纪要》，圆满解决了中苏、中俄关系的继承问题。这个纪要当时成了新形势下发展中俄两国关系的指导性文件。由于俄罗斯联邦法律上继承了苏联，故中俄两国的建交日期仍为1949年10月2日。

　　从1992年俄罗斯总统首次访华开始，中俄两国领导人建立了定期互访机制，通过非间接接触，消除彼此隔阂，增加相互了解、信赖，中俄双方重新承认“相互视为友好国家”，再到确认两国已具有“新型的建设性伙伴关系”，宣布发展“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直至开启新时代“背靠背”全面战略合作，变成全球上真正信赖的战略伙伴、新型国际关系的典范。

　　当今世界上乱象丛生，各种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和挑战明显增多。在大乱局、大变局的新形势下，中国和俄罗斯互为最主要、最重要的战略合作伙伴，中俄新型大国关系健康稳步发展对双方都具有无法替代的战略价值，对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世界和平稳定也至关重要。